金彩网特彩吧f49cn新闻价值悖论中的记者道德困境凤凰马经

2018-11-19 23:18

  新闻行业有自身的职业价值观念和特定的功能指向。新闻真实的要求和客观性理念,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准则之一。但是,在将真实和客观性理念作为唯一的行为准则的时候,新闻从业人员可能会对灾难事件或当事人的不幸麻木不仁,凤凰马经只考虑是否其具有新闻价值。在这里,需要引出职业伦理的概念,以及对具体情况进行权衡、有一定弹性的新闻职业工作的规范问题。

  追求新闻真实,以及保持客观性的工作理念,是一般情况下的新闻业惯例。但在现实的采访中,记者面对他人的不幸遭遇,经常陷入一种两难的道德抉择中。

  记者或编辑是否有权把所有的真相都公诸于众?尤其是披露这些真相的时候将涉及到对某些个体造成严重的伤害?

  《纽约时报》记者汤姆·韦克(TomWicker)讲述了一个他遇到的事情。他在北来罗纳的阿伯丁报道了一起离婚案。撰写报道的时候,他极富技巧地抓住了报道中的黑色幽默,编辑把这则新闻放上了头版。韦克为此洋洋自得。第二天,离婚案中的妻子找上门来。她看上去疲惫、憔悴、饱受伤害而又怒气冲冲。“韦克先生,你凭什么认为你有权在报道中拿我开涮?”她质问道。(1)此事对汤姆·韦克的职业生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认为自己的不经意伤害了一个可怜的女人。如果单从新闻真实的角度来讲,这位记者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报道了事件的真相而已――尽管遣词造句稍嫌不当,但是这个报道却对当事人造成了深刻的伤害。由此,这名记者认为,尊重报道对象这个道德责任,凤凰马经将永远高于对读者负责。

  我国媒体的这类做法也很普遍。我们曾听一个记者讲述他采访中国著名魔术师秦晓鸣被误伤事件。秦晓鸣在彩排中为救夫人姚金芬发生意外,不慎被电锯锯伤了腹部,危机生命。这位记者得知此事后几番去医院采访,而他的夫人因为丈夫陷入病危而拒绝接受采访。最后由于记者表现出较大的诚意而完成了采访任务。不管如何,在当事人身心俱疲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采访,无异于使之感到雪上加霜。在新闻热线部门工作,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编辑对于车祸、自杀等方面的新闻选择有更多的偏好,记者们交流中频率最多的是他们如何突破警方禁区进入现场、香港挂牌采访与伤者、死者的有关人员而进行伪装等等。突破禁区和伪装身份是违反职业规范的,但是因为新闻的内容是真实的,因而这样的做法通常被认可。面对经历苦难的当事人,记者是否有权让他们再去回想一遍他们所遭遇的痛苦?而这些报道公开以后,又会给当事人以多大的打击?这些,往往是记者们忽略的。采访包头空难时,一些记者明知在上海机场等待亲人的亲属们尚不知道亲人的消息,不等民航方面的人较为委婉地通知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亲人死亡的信息,并且马上采访,要求他们谈感受。这种于当事人痛苦于不顾的表现,当即受到谴责。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今年,因为熟视无睹而没有被看作一个问题。例如2006年2月17日《北京青年报》头版头条的特大照片,是我方在巴基斯坦死难的工程师家属悲痛的场面,家人因悲痛而被扭曲的脸被毫无遮蔽地、醒目地暴露在几十万读者面前,是否合适?关于这个问题,涉及职业道德的边缘地带,是需要掂量的。

  这里我们可以回顾2004年10月上海《新闻晚报》内部一场讨论。该报记者李宁源采访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一名新记者的困惑》,叙说他采访在阿富汗被打死的某民工家属时遇到的事情。该民工的家里人为不让88岁的老太太因获悉儿子的噩耗而发生意外,拒绝记者采访。记者退出后,村主任陪着当地领导和一群记者浩浩荡荡来到该家,硬是冲进家门,领导在老太太哭天喊地的悲痛中完成了“亲切慰问”,随行记者抓拍到了具有震撼力的悲痛镜头。李为此发出疑问:职业与道德面前,记者应当如何选择?

  该报副主编胡廷楣告诉这位新记者:“你看到了那些为了完成任务而向一个88岁高龄的老人残酷地‘挖新闻’的场面。你表达了你的困惑。那正是你心中的良知还没有泯灭,请你保护这样的感觉,那是一个真正好记者的必须。”

  更多的悲剧事件的报道,体现出对这类问题的两难困境:究竟是告知受众真相重要,金彩网特彩吧f49cn还是尊重当事人更为重要?

  1996年,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长岛爆炸,唐纳德·尼伯特的女儿在这次事件中丧生。在几个月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把记者描述成跟踪悲痛欲绝的家庭、向死者的亲人疯狂提问和为进入禁区而满口谎言的人。他说:“全国性的新闻媒介和地方的报道队伍都令人害怕。他们增加了我们的痛苦。为了什么目的?为了增加收视率吗?为了多卖报纸吗?为了多卖地方杂志吗?为了提高个人地位吗?我不知道。但是我想知道,考虑到他们给死者家人带来的痛苦――可能是永久的痛苦,这样做对吗?”(2)

  一般的新闻理论都要求记者在报道事实的时候,保持中立的身份角色,2018年73期管家婆资料才有可能写出客观的报道。记者不能干预事件的进程,这是基本的职业要求。但是在一张照片获得1994年度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以后,这个问题引起了业界的反思。新闻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在苏丹拍摄了这样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因饥饿而倒下,一只秃鹫停在她不远处。人们责备这位摄影记者缺乏起码的人性和人道关怀。根据后来他身边的其他记者回忆,秃鹫距离女孩较远,卡特拍摄完照片之后就把那只秃鹫赶走了。但是这张照片给读者的感觉不是这样,而是秃鹫距离孩子很近,孩子面临危险。可能卡特拍照时考虑到孩子没有危险,但是照片的效果反映了人们对此的基本态度:不能为了新闻价值而不考虑人的生命。此事留给后人的思考是深刻的,现在很多记者采访时都在进行一种权衡:若当事人处在危难、不幸和极度痛苦的时候,记者是否只是一名旁观的记录(含图像记录)者?

  2005年5月9日,福建《东南快报》记者柳涛拍的一组照片引发了网上热烈的争论。这组照片记录了一位骑车人在暴风雨中碰到路上的水坑而摔倒的全过程。(3)许多网友认为这名记者的有失公德;记者对此的解释是,路面有坑是旁人告诉他的,当时下着瓢泼大雨,他在坑旁边架着相机等了近一个小时才拍到这组照片。并且在拍完照片之后在那里放了一块牌子,提醒路人注意。他强调本意原是希望通过富有冲击力的照片提醒有关部门重视,而且在雨后也确实由于这组照片引起当局的重视,很快填平了路上的坑。但是记者的这种做法引起公众的责问:在明知前面有危险的情况下,难道只能通过一部分人真的遭遇危险,才能叫有关部门解决问题吗?那个骑车人的安危就不需要关心吗?他的遭遇就不该寄予同情?这种对新闻真实的追求,建立在事先知道的他人危险的基础上,是不道德的。

  不能否认,记者在新闻实践中经常处于道德的十字路口。追求真实和保持客观的立场,是否是唯一追求的目标?同情心究竟是记者的弱点,还是得以实现新闻价值的助动力?

  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Schudson)在《发现新闻》(DiscoveringtheNews)中曾说,新闻的客观性是相信真实,不相信价值,而且努力将二者分开。(4)但是,新闻实践却离不开对功能价值的选择。

  《申江服务导报》的一位记者接受采访从印尼海啸历劫归来的幸存者的任务。当她到达机场的时候,发现同行们已经严阵以待了。当第一组生还者(一个家庭,其中有一个几岁大的孩子)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时候,所有的闪光灯都对准了他们。凤凰马经这位女记者因为同情生还者的困境,不忍心再打扰他们,只是给他们买了一些水和食物。同行问那个女记者:“你搞砸了这次采访,你们报社不会责怪你吗?”

  莎士比亚说:“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女都是演员。他们有各自的进口与出口,一个人在一生中扮演许多角色。”(5)在社会分工细化的今天,职业也成为了个人所扮演的众多角色中的一个角色,并且在个人社会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学的概念中,这个社会关系就可以被解释为“角色丛”。这个概念是指围绕着某一社会地位形成的一组角色。(6)这一概念表明了角色的复杂性。记者作为一个职业人,同时又是一个社会人,他们面临多种角色期待,也必须扮演多重社会角色。人的社会化过程某种程度而言也是角色认知的过程,而角色的认知建立在他人对个体角色期待的基础上。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哈佛大学神学院的教授拉尔夫·波特(RalphPotter)提出了波特矩形(Potter’s

  我们可以以此名记者采访海啸幸存者归来一事为例,来说明如何用波特矩形进行道德判断,进而做出行动决定。

  目前的情境是大多数的媒体记者都接到了采访任务,看到历劫归来的人疲倦不堪的样子,由经验性定义判定,这是一起负面报道。受访者可能接受或者不接受记者的采访。假设受访者不愿意接受突如其来的采访(事实上这名记者也看到了那对老外夫妇和两个孩子身上只穿着游泳衣,外面裹着飞机上给的薄毛毯)。任何人都不愿意将自己的狼狈暴露在镜头前面,但记者却又身负采访任务,此时该如何抉择呢?

  在价值这一象限中,记者应该明确所有可能的价值选择。根据良心列出积极和消极的价值评判。对受访者的直接采访,可能会干扰到他们目前已经不佳的状态;但是记者出于本职工作,以及对读者负责的态度,还是会继续采访任务;也有可能幸存者狼狈的照片被登上报纸会对当事人造成心理伤害;但如果报道单个的事例,通过当事人的叙述来展现这场灾难,可能比宏观的事实描述更能打动读者,等等。

  在原则这一项中,记者需要判断,这些价值选择需要建立在怎么样的伦理原则之上。伦理标准归纳起来大致是两种:义务论伦理学和目的论伦理学。义务论伦理学关注的是正确的行为过程;目的论伦理学(8)则更重视行为的结果。我们平常运用的伦理选择标准,大致属于义务论伦理学的范畴。比如“推己及人”原则,设想记者处于幸存者的地位,是否希望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如果记者遵循这一原则,那么他(或她)就有可能放弃这个采访,但如果记者遵循的是目的论伦理学,即认为这个生动的个案报道能够引起公众对于这场灾难的深切关注和同情,从而对受灾地区、灾民有所帮助,那么这个采访尽管会对幸存者造成伤害,也是合乎道德的。

  最后一个环节是忠诚,这也是道德选择最重要的一环。对谁忠诚也就是意味着对谁负责。如果说新闻媒体是公众的“代议机构”,那么它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必然要履行某种义务,这也是媒体的责任。但是在忠于谁这个问题上,记者的处境要复杂得多。如果说,这家报纸的宗旨是为读者服务,那么他们应该忠于哪些读者?应该忠于报纸的订阅者(或购买者),还是忠于普遍的读者(考虑到报纸的传阅率,订购者和阅读者并非完全重合)?如果忠于订阅者,那么记者应该报道这种能够出彩的故事以飨读者。如果说,这家报纸希望对社会负责,那么记者就应该采写类似的能够引起社会关注的新闻。如果记者对媒介组织负责,那么应该考虑到组织的经济效益,报道这种感人的新闻能够扩大报纸的发行量。如果记者对当事人负责,那么应当如《纽约时报》那位记者所说的那样:“尊重报道对象这个道德责任将永远高于对读者负责。”于是。他不会让幸存者再一次回忆那种可怕的场景。如果记者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具有普遍的同情心,那么记者就会采用“推己及人”的价值选择,而不让他们受到自己也不想忍受的那种经历。

  这个模式也很容易解释隐性采访的道德决断。通常的隐性采访面临的情境是:记者表明身份很难得到素材。在道德选择中,欺骗是消极的道德因素,而调查事实的真相是积极的道德因素。按照义务论的伦理标准,欺骗是一种不正当的采访手段;但根据目的论而言,这种调查能够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而不会给当事人带来严重损害,因此隐性采访是合乎道德的。最后,在忠诚这个问题上,记者如果认为自己的行为应该符合普适性的道德原则,那么他就不应该采取欺骗的手段;但如果他认为负面报道、揭示事实真相是对公众、对社会负责,那么他就有可能采取这一采访形式。

  从一般的新闻职业规范看,正是经过这样的反复权衡,以及很多实例的经验,介入式隐性采访原则上被否定,除非所采访的事件除了采用这种方法别无他路,同时时间紧迫,事件又涉及重大的人民的生命安危。

  我们现在需要反思的是新闻行业内的惯性思维和行为惯例。当新闻伦理成为大多数从业人员的行为依据时,我们才能说我们的媒体是一种真正的职业,是符合道德的。面对报道对象,新闻媒体经常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将报道对象作为牟利的工具,用夸张的手法来或过度的噱头吸引受众的注意;另一种表现则在报道时,媒体处于单方面的良好愿望,或者用煽情的表现手法来博取受众的同情,但结果却对当事人造成了伤害。管家婆解码诗

  个人的牺牲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如果仅仅因为大众的兴趣,是否有牺牲个人尊严的必要?华盛顿谢尔顿地区的《日报》(Journal)做了一次尝试,该报在新闻中公布了被强奸者的姓名。发行人查理·盖伊的理由是:“沉默和保密只会让这种羞辱永远存在,只有将真相彻底曝光,那些顽固的耻辱才会消弭。”

  而心理学家罗伯特·塞登贝格(RobertSeidenberg)也相信,那些细节能够引起其他受害者的共鸣,也能鼓励她们站出来指认。因为她们可以将自己与报道中的受害者相对照,更加明白自己的情况和处境。(9)然而,这种功利主义的原则与人道主义的原则相悖,缺乏人文关怀。究竟何者应该成为媒介行为的主流?

  有些记者报道时,往往没有考虑到报道对象的人格和尊严,生财有道一句爆诗而造成了某种伤害。例如对于贫困生的报道,本来新闻媒体只是希望通过新闻报道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心,但是却让贫困生感到了各方面的压力。很多人都不愿意媒体公布自己的姓名。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王极盛教授认为,贫困生的自卑和虚荣心不容忽视。如果把他们的隐私暴露在众人面前,一些贫困生就会有很大的压力。(10)

  再如,电视新闻中,某看守所为数名刑满释放人员举行热闹的出监仪式。看守所所长递给他们三件礼物:一把印有“一路走好”字样的雨伞、一本《公民道德规范》和一份《某省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办法》。(11)媒体的这些做法,看似好意,却没有想到,将这些人的面目完全暴露在镜头面前,犹如给他们打上了一辈子“耻辱”的印记,即便他们想改过自新,我们这个社会对有前科的人究竟有多大的宽容度呢?

  在这方面,有时很难做出一种统一的规范,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王夫之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定也。三者有时而合,合则亘千古,通天下、而协于一人之正,则以一人之义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时而不能交全也,则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执其一义以求伸,其义虽伸,而非万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严,而义愈病。”(12)此言或可成为媒介伦理的参照标准之一。

  2005年12月禽流感爆发之际,广州的《信息时报》发表题为《鼓励市民放心吃鸡广东省委副书记摆“百鸡宴”

  》的新闻。(13)文中还有这样的字句:“昨晚,欧广源‘省委副书记’表示,市民不用过分担心禽流感,当前全省各市都在狠抓防疫工作,上市的鸡都是经检验合格的,肉鸡煮熟后不会传播禽流感病毒,市民完全可以放心吃。”而在下文中,记者引用专家的话说广东市场上销售的鸡只有70%以上是由实行专业化、规模化的龙头企业供应的,这些企业严格执行防疫措施、坚持健康养殖。那么剩下的30%呢?如果记者经过完全的调查,证实广东所有的鸡都是健康的,那么这种报道有可信之处。但若是仅凭这一件事例便断定使用禽类无生命危险,那么这种报道做秀的意味大于实际意义的新闻,将公众的生命安全置于何地?宣传的目的是否可以凌驾于公众权利实现的目的之上?官员和传媒都需要深思。

  2000年6月25日珠海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题为《奋不顾身抢救民工,民警李社仓英勇牺牲》的消息:“昨天中午,珠海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科副科长李社仓率几名侦查员,到珠海港码头某油轮上侦查办案。金彩网特彩吧f49cn民工田际攀在协助公安人员抽取油样过程中,因中毒跌入油舱内。李社仓见状,奋不顾身冲下油舱救助,也因中毒不幸昏迷跌落

  ……下午6时许,经抢救无效,李社仓英勇牺牲,田际攀及跟随李社仓救人的民工郭志强也一同遇难。李社仓同志1964年出生,1987年参加公安工作,中共党员,三级警督。”(14)

  记者花了大力气来渲染民警英勇救人而牺牲的经过,并详细说明他的身份、地位,而对同样为救人而牺牲的民工却一笔带过。这种处理新闻的做法不禁使人怀疑:生命的尊严、价值是否因社会地位、身份的差别而有不同?谁的生命又会比谁更高贵一些?如此报道是否过于忽视一个为救人而牺牲的伟大灵魂?法律面前尚且人人平等,何况生命呢?

  记者任何不经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每一个人类生命都有着同等的客观重要性。我说‘客观’重要性,是为强调一个人类生命的成功不仅对拥有这一生命的那个人或与他关系密切的人是重要的。我们都有理由关心任何人类生命的命运,即使他是陌生人,我们都希望他有成功的生活。”(15)

  (4)、埃弗利特·E·丹尼斯,约翰·C·梅里尔《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北京广播学院2004年版P102

  (5)、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P7

  (7)、本图比照的是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著的《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一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Communication一书中,第一象限的概念为情境(situation),二象限为价值(values),三象限为原则(principles),四象限为忠诚(loyalties)。与前书略有不同。为查询方便起见,仍沿用已翻译的中文示例为准,但此处翻译成“情境”应比“定义”更为恰当。“定义”应为原书后文提到的“经验性定义”。

  (8)、目的论伦理学的原则通常包括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金彩网特彩吧f49cn功利主义关心的是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实用主义鼓励人们通过经验来预测某个行为可能出现的结果,用结果判定这个行为是否可行。功利主义在最后一章将会被重点讨论。

  (11)、陈力丹《我国传媒的自律和他律》,《湖南大众传播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5期

  (作者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南汇区文化广播局干部)